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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日本佛画里的精彩,宋徽宗可以穿黄龙袍吗

前陣子《國家寶藏》第一期裡的李晨版宋徽宗,一身淺黃色繡團龍袍扮相,引起了極大的爭議。看過歷代帝王肖像的朋友們基本都知道,南熏殿舊藏徽宗御容,穿戴的是大袖紅袍、紅束帶、展角襆頭,確實和舞台上的形像差距挺大,於是紛紛表示此造型距離歷史真實太遠。那麼實際上宋徽宗是否真的不能穿黃龍袍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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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圖揚眉劍舞

普贤菩萨像 平安时代东京国立博物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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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圖是描繪在落花飛舞之下騎乘着白象的普賢菩薩像,乃平安時代後期佛畫的代表作品。普賢菩薩是,與文殊菩薩同為脅侍於釋迦如來左右的菩薩。據說若有人一心誦讀《法華經》並以其來修行的話,普賢菩薩便會騎乘六牙白象化現並守護在該人身旁。

《國家寶藏》李晨版宋徽宗與徽宗紅袍御容

普賢菩薩是乘坐在白象背部所安置的蓮華座上,慈目垂視,雙手合十。白象以鼻卷持着一株紅蓮華,頭頂上並站有三軀化生人物。菩薩頭頂上方畫有花朵所交織而成的華蓋,其兩側亦有花朵曼妙地飄蕩翻落下來。菩薩和白象的身體以澄澈透明的白色塗畫,輪廓則以細而淡的墨線詳加勾勒,並以硃紅色略施暈染。

大家腦海裡印象最深的皇帝形象,第一個能想到的便是黃龍袍,“黃龍袍”幾乎已經成為傳統觀念裡帝王的象徵。可是徽宗畫像中為何穿著一身無紋大紅袍?徽宗是不是真的不能穿黃龍袍?這個問題倒值得再探討探討。其中包括了兩個部分,一是黃袍,二是袍上的龍紋,是如何以及何時成為中國人概念中的帝王服的?

菩薩所穿着的天衣和台座等部分,施以石青、石綠、土黃、丹紅、朱紅諸色及金箔,並且還運用所謂“截金”技法,亦即將切成小細片的金箔貼飾於畫上。截金紋樣的技巧是極為精密而細緻的。儘管普賢菩薩畫像為數甚多,但此圖確實是屈指可數的一件傑作,同時也是平安時代後期和風化佛畫的典型畫例。

【從庶人黃袍到帝王赭黃袍】

虚空藏菩萨像 平安时代 东京国立博物馆

其實,黃色最早只是平民百姓使用的袍色。

虛空藏菩薩擁有如虛空般廣大無邊的福德與智慧,並且將之施與眾生成就其願望。在密教中,虛空藏菩薩是作為獲得記憶力的加持祈禱法“求聞持法”,以及蒙受福德的加持祈禱法“虛空藏法”中所禮拜的本尊。兩種加持祈禱法中各使用不同的圖象,而本圖是用於後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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虛空藏菩薩在表示月輪的大圓光之中端坐於蓮座上,右手垂下結“與願印”,左手舉於胸前,掌中持有寶珠,頭上戴有“五佛”的寶冠。

首先來聊聊黃袍,多年前曾寫過一篇《皇帝為什麼穿黃袍》,這裡再重新稍作解釋。以不同顏色的袍服區分等級的“品色服”制度,大體形成於北周至隋之間,是當時隨著胡式圓領袍在中國大規模推廣同時形成的新概念。官員的服色大體自上而下為紫、緋、綠、青,歷代略有調整,並一直沿用至明。這種色彩排列次序的成因有很多,更重要還與當時色彩染制獲取的難易程度有關。

菩薩的身軀塗以白色,並施加淡紅色的暈染,輪廓是以纖細的硃紅色線條勾勒而成。衣袍、蓮座、岩山、以及海水等部分採用群青、青綠、黃褐、朱紅等素雅的色調。而在月輪、背光、華蓋、岩座的部分則使用銀泥,以及將金箔或銀箔細切並貼於畫上的“截金”技法。以上所述的表現手法,與頓挫變化不多的線條所描繪的佛像垂視的神情相互搭配,使得整個畫面洋溢着獨特的素雅以及玄奧的意趣。

此外還有黃、白色系,則屬於使用最廣的色彩,黃色來源豐富、染制容易,白色更是無需染色的本色,所以自然而然就成為了服色制度建立之初最末端的庶人色彩,因為“上得兼下,下不得僭上”的大原則,很長一段時間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均可以穿著。

千手观音像 平安时代 东京国立博物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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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手觀音擁有千手、千眼,藉以救助世間的芸芸眾生。觀音菩薩頭頂上畫有十一個小顏面,以及象徵阿彌陀如來的化佛。千手的表現,包括持有錫杖與三鈷杵等,掌上有眼的四十二隻大手,以及無數只小手。作天女造形的功德天和婆藪天脅侍於觀音菩薩兩側,從而構成三尊像的形式。其中,婆藪天是婆羅門出身而侍奉於觀音菩薩的仙人。

唐制天子至庶人的常服袍色

觀音菩薩和功德天的身軀以纖細的墨線描繪,輪廓在線再以硃紅色稍加暈染。觀音菩薩的衣裙上,除了金箔和金泥外,還以金箔細切而成之截金,在整塊布面上貼飾出紋樣。其截金裝飾的精緻表現,在平安時代的佛畫中,堪稱是特別華美的。另外,光背上也裝飾着金箔及色彩繽紛的紋樣。

比如隋代“
百官常服,同於匹庶,皆著黃袍,出入殿省。高祖朝服亦如之,唯帶加十三環,以為差異。蓋取於便事。”隋代宮廷天子、百官常常為了方便,而穿著和庶人類似的黃袍。唐初也延續了這個制度,黃色依然是低品級官員和庶人用色,“丈夫通服黃、白”,並且官員“入朝參及視事,聽兼服黃,與庶人無異”
。“白衣”、“白丁”也一直都被用來稱呼無功名官職的平民或低等小吏。

孔雀明王像 平安时代 东京国立博物馆

但唐高宗時曾有一次“禁黃令”,起因是某次“洛陽尉著黃衣夜行,為部人所毆”,官員夜裡穿著黃袍,被當做普通人毆打之,不成體統,高宗得知以後特地下詔“自此朝參行列,一切不許著黃”,禁止官員朝參著黃(《唐會要·輿服》、《冊府元龜·立制度》)。這則記載在《舊唐書》裡被省去緣由以及適用範圍,簡單記錄為“始一切不許著黃”,幾乎被以往所有服飾史研究視為是舉國“禁黃”,將黃色推崇為帝王獨享之色的開始。

孔雀明王是專食毒蛇、害蟲的孔雀之神格化神祇,在明王像中可說是極少數被畫成慈悲相的尊像。在密教中,孔雀明王是孔雀經法的本尊,具有祈雨、禳除一切災厄、帶來安樂的神力。

但需要注意的是,若仔細分析史料原文,就能發現實際上恰恰相反,此令僅僅限定的是官員在“朝參行列”時不許穿著和庶民一樣的淺淡黃色,其餘場合和身份者依然可以通用黃袍。我們翻查唐朝政府之後反复頒發調整的各種制度裡,黃依然還是庶民服色。比如唐開元二十六年《唐六典》“常服……流外、庶人服用黃”,中唐太和六年禮部式也延續這一規定,唐《通典》中還特別補充了一句“
非朝參處,聽兼服黃”。另外看唐代三百年間的各種出土壁畫、繪畫、陶俑人物形象,黃袍小吏或奴僕、樂伎的形像比比皆是,非常普遍。可見“黃色”,或者說淺淡的黃白色,在整個唐代都還屬人人可穿的百姓色彩。

圖中的孔雀伸展開雙翼,明王端坐其上。明王右側第一隻手執蓮華,第二隻手持有類似西瓜的水果;左側第一隻手持石榴,第二隻手則握有五支孔雀尾翎。明王和孔雀幾乎填滿畫面,其姿態皆面對着正前方而缺乏動態,與畫面四隅的寶瓶組合成一種曼荼羅般的圖式,乃沿襲了空海法師由中國帶回日本的傳統構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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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王的身體塗以白色,多處施以淡紅色暈染,並以硃紅色的線條勾勒出圓柔豐腴的輪廓。衣裙塗以桃、橙、朱、綠等色,其設色方法是越靠近輪廓線色彩越明亮,形成漸層變化的效果。此外,還運用“截金”的技法,即將金箔細切如絲以貼飾出精緻的紋樣。尊像所佩帶的飾物上也貼有金箔。孔雀和明王身後的光背則以濃艷的綠、青、朱紅、金泥等加以彩畫。這些優美且洗鍊的色彩表現與賦彩方式,在平安時代末期的院政時期最為發達。

初唐至中晚唐壁畫、人偶中的黃袍小吏

十二天像 京都国立博物馆

除了通用的黃色外,隋唐帝王特別喜愛穿著的則是另一種特別的黃,色澤略深、黃中帶赤的“赭黃”“赤黃”。《隋書》和兩唐書多次提到“隋文帝喜服赭黃文綾袍”,初唐“因隋舊制”,皇帝也“以赭黃袍、巾帶為常服”,或“天子袍衫稍用赤黃”。赭黃常常又寫作“柘黃”、“皇帝柘黃袍衫”,應是用柘木或黃櫨染出之色。這在《步輦圖》中有很明顯的體現,畫中唐太宗所服常服色即相對較深的赭黃,而緋袍禮官及錦袍祿東讚之後尾隨的小吏,則穿著淺淡的黃白袍。

所謂十二天意指方位之神。平安時代以後傳入日本的密教在東、西、南、北四方之外,加上四維、上下及日月而產生了十二尊守護神這樣的組合。若將尊像名與方位列舉來看的話,各是風天、水天、羅剎天、閻魔天、火天、帝釋天、伊舍那天、毘沙門天、梵天、地天、月天及日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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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作品傳存於東寺,與同存該寺的五大尊像五幅一起,正月時用於宮中的儀禮,是件傳存有緒的作品。

《步輦圖》中身著赭黃袍的唐太宗,緋袍禮冠、錦袍祿東贊,以及身著黃白袍的小吏

平安時代以後,每年正月於宮中舉行祈求玉體安穩、鎮護國家、五穀豐穰等大規模密教儀禮。這也稱作“後七日御修法”。提倡者雖是弘法大師空海,但真正被實行應在空海法師去世之後,是東寺歷代最高責任者所需從事的例行事務。通常,在寺院內設置真言院的常設道場,並以兩界曼陀羅為本尊,其旁配以五大尊及十二天像。其畫像前後曾經過多次傳摹。

這種赭黃袍,開始不禁臣庶使用,也沒有正式進入唐代服制,只不過是帝王日常的偏好服色而已。玄宗時期官修的《唐六典·殿中省》之“尚衣局”陳述天子服飾制度,在羅列所有正式服飾之後,僅在最後加一小注:“
自隋文帝制柘黃袍及巾、帶以聽朝,至今遂以為常。”不過正是因為這個“遂以為常”,起初隨意穿著的赭黃袍被皇帝用久了之後,漸漸就成為皇帝的專屬顏色,“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為衣服雜飾”所以當時帝王專用的禁色是“赭黃”“柘黃”“赤黃”,而不是“黃”。

由於大治二年東寺寶物倉庫失火,原本的畫像被燒毀,本作品即於當時重新再加以製作的。這段經過在記載了東寺歷史源由的《東寶記》中有詳細的敘述。根據其記載,當初乃東寺勝覺長老命覺仁按照弘法大師樣本所描繪。然而,卻被鳥羽院指斥為“疎荒”。故而據說重新叫來美作法眼,以仁和寺圓堂本為底本而完成製作。這件再製作本被認為即是本作品。

杜甫在《戲作花卿歌》中講段子璋在綿州自立梁王后被誅,雲“
綿州副使著柘黃,我卿掃除即日平”,便用著柘黃袍指代其謀反之事。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,著名的“
黃袍加身”,也是柘黃袍,“陳橋一夜柘袍黃,天下都無鼾睡床”。《水滸傳》裡僭越稱帝的方臘,敗走逃亡路上則“脫了赭黃袍,丟去金花襆頭”。在兩宋同時期的遼、金、高麗各政權都曾模仿唐宋制將赭黃袍作為帝王服,“太宗即位,始服赭黃。”(《金史·視朝之服》)“國初制用柘黃袍”。《大元典章》中也有“庶人不得服赭黃”之令。

在十二幅之中,製作手法雖略有不同,不過,其左右對稱具均衡感的姿態與細密的描寫、醇郁的色彩與截金紋樣的組合等特色,在很多方面顯示了這個時期對濃厚裝飾美的偏好。可以說是當時最高等級的作品。

所以宋代帝王的代表袍色一定包括了赭黃。

十一面观音像 平安时代 奈良国立博物馆

天長日久,赭黃袍作為皇帝服的概念逐漸根深蒂固。到了明代,帝王服黃的色相也漸漸擴大,不僅赭黃,整個黃色的地位都在逐漸轉變和升級。明代建國後,朱元璋直接定皇帝常服為“袍黃色”,下詔“士庶服雜色盤領衣,不得用黃”,開始全面禁黃。而後禁黃的範圍延伸至“柳黃、明黃、薑黃”。但赭黃依然還是帝王常用色,留存至今的明代帝王肖像中,不少帝王也身著各種赭黃、赤黃色袍服。

本圖為面向畫面左側的十一面觀音像。圖像的右手垂在膝前,手印呈“與願印”,手腕帶着數珠,左手拿着一瓶插有紅蓮花的水瓶。觀音菩薩的頭上有菩薩面、瞋怒面、狗牙上出面各三面,及大笑面、頂上佛面各一面,共有十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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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圖樣表現的依據是,中國唐代玄奘大師譯《十一面神咒心經》中所描述的十一面觀音的姿態。其特色在於不採取在密教本尊畫像中朝向正面的慣例,且身軀為傾斜的姿態,其目的在於追求更自然的空間掌握。此外,觀音採取將右足鬆開的舒緩姿勢、大型的華蓋、透雕般的光背等,這些都可解釋成為了畫出如同實際雕像的表現。

明代皇帝御容中的赭黃袍

觀音象的軀體塗以淡紅色,以朱線描繪出輪廓,並加上濃重的硃紅色暈染。衣袍的織紋及主要圖案都裝飾着數種精緻的截金紋飾。台座及華蓋上的“笹龍膽紋”,也是用截金及銀色的暈染來表現。截金紋飾中的菊花團紋及笹龍膽紋,可能是從中國宋代帶回日本的新圖案。此外,觀音菩薩手持的水瓶以銀泥畫成,從中透出蓮莖,這可能是表現宋代的玻璃。本圖包含着以上各種要素,表現出平安佛畫優美的姿態。

《西遊記》裡有一段“
鬼王獻黃袍”的情節,獨角鬼王來拜見孫悟空,奉承道:“今見大王授了天籙,得意榮歸,特獻赭黃袍一件,與大王稱慶。”孫悟空穿了赭黃袍,也自封起“齊天大聖”與天庭抗衡了。明天啟五年,魏忠賢曾陷害寧安大長公主之子“新作赭黃五爪龍袍”,致其被按盜用御物例處以大辟。明《天工開物》“龍袍,凡上供龍袍,我朝局在蘇杭……
赭黃亦先染絲”,明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柘木條中提及“其木染黃赤色,謂之柘黃,天子所服”,可見直到晚明的一般觀念中,也還把柘木染出的黃赤色視為天子服色。這種用色習慣還一直保留到了現在的日本,至今天皇登基使用的還是“黃櫨染禦袍”。

近世本圖原藏於奈良法隆寺附近的法起寺。法隆寺收藏有類似本圖暈染濃重的平安佛畫的殘片,所以本圖的構想可能取自如法隆寺金堂壁畫一般的“上代繪畫”。

到了清代,帝后朝服顏色才正式明確調整為明亮度最高的“明黃”,皇子及貴妃、妃用略偏赤黃的“金黃”,非特賜禁臣庶使用。因為清代距離我們最近,所以現在中國人一般概念中的帝王之色,就是這種金燦燦的“明黃”,而不是更加傳統的“赭黃”。

山越阿弥陀图 京都国立博物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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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圖描繪即將臨終的信徒面前,阿彌陀佛與眾菩薩從西方極樂世界前來迎接信徒往生的場景。這種主題的佛畫被稱為“來迎圖”。一般的來迎圖描繪的都是阿彌陀佛與眾菩薩乘雲飛降,然而本圖描繪的是阿彌陀佛與眾菩薩從山的另一側露出上半身,因此,這類作品又被稱為“山越阿彌陀圖”。

清代明黃、金黃朝袍

阿彌陀佛于山谷間顯現出格外大的上半身,頂戴頭光兩手結成接引手印。在阿彌陀佛的兩側,雙手捧着蓮台的是觀音菩薩,而合掌而立的是勢至菩薩,蓮台是為了拯救往生者的靈魂並引導其通往極樂世界的道具。畫面的右側有手持寶珠、錫杖的地藏菩薩及持幡的菩薩。地藏菩薩的任務是拯救那些墮入地獄等“六道”的人們,而幡則具有引導靈魂的作用。此外,在左側有演奏音樂的菩薩們,在當時這種音樂被視為接引的奇蹟中不可或缺的現象。

既然如此,那為何宋徽宗畫像中會穿紅袍呢?

除了作僧人形象的地藏菩薩以外,其餘的佛菩薩的身軀均塗以金泥,衣袍則以金泥為底,且整體為截金紋飾所覆蓋。這種全身呈金色的表現方式稱為“皆金色”,是鎌倉時代佛畫具有代表性的佛像表現手法。前方的山運用平穩的“大和繪”表現手法,柔和的霧氣及樹木的描繪並沒有特別形式化。從風格來看,本圖的製作年代應不晚於十三世紀後半。

一定會有朋友想到五德始終、朝代德運尚色理論,每朝德運不同,是因為宋代火德所以服飾便改成紅色嗎

“山越阿彌陀佛圖”之類的作品都是在鎌倉時代以後所製作,代表性的例子有京都的禪林寺本和金戒光明寺本。這些作品中的阿彌陀佛均朝向正面,而本圖的阿彌陀佛稍呈斜向,可能是以朝正面的山越阿彌陀佛為基礎加以變化而來。在金戒光明寺本之中,阿彌陀佛的指尖殘留有五色線,由此可知當時是用於臨終的儀式,本圖很有可能也是用於同樣的目的。

其實尚色和實際服飾用色的結合情況很複雜,服飾體系包括不同場合、身份、等級的區分,不可能一色概之,也不可能一改朝換代便一改服色。在隋文帝即位詔書中,對其有一段很好的解釋,提到了很多重要的尚色原則

三正回复,五德相生,總以言之,並宜火色。垂衣已降,損益可知,尚色雖殊,常兼前代。其郊丘廟社,可依袞冕之儀,朝會衣裳,宜盡用赤。昔丹烏木運,姬有大白之旂,黃星土德,曹乘黑首之馬,在祀與戎,其尚恆異。今之戎服,皆可尚黃,在外常所著者,通用雜色。祭祀之服,須合禮經。

也就是說,每朝尚色雖然會根據德運改變而變化,但是“
尚色雖殊,常兼前代”,服色制度更多還是在前代的基礎上繼承損益,並且祭祀、朝會、軍戎服色,不能混為一談,用色當然也不會只有一種。以隋朝來說,國運火德尚赤,於是朝會服盡用赤,制定以後甚至一直沿用至明代不改;祭祀服則延續周代玄衣之製;戎服即新流行的圓領袍,不在禮制條框之內,則以最便捷易取的黃袍為尚;而通常所穿的服裝,一般通用雜色,不受尚色影響。

宋代“國家受禪於週,周木德,木生火,合以火德王,其色尚赤”,雖然也屬火德尚赤,但實際操作中絕大多數制度服色並沒有改變,屬於禮服的祭祀服、朝會服色依然延續唐代製度不改;公服服色也大體繼承唐代品色,為紫、緋、綠、青。

但在帝王常服中,發生了一點微小的變化。我們先看看《宋史·輿服志》中的相關記載:

赭黃、淡黃袍衫,玉裝紅束帶,皂文鞸,大宴則服之。

赭黃、淡黃䙆袍紅衫袍,常朝則服之。

窄袍,便坐視事則服之。

皆皂紗折上巾、通犀金玉環帶。窄袍或禦烏紗帽

中興仍之。

這段記載和宋《玉海》所記類似,提到了皇帝常服有袍衫、䙆袍、窄袍三式,以及赭黃、淡黃、紅色三色,共六款,分成三組,分別適用於大宴、常朝、便坐視事三種不同場合。

首先需要說明一下形制。由北朝圓領袍發展而來的袍服類型大體有兩種,一種是下擺左右不開衩,接一圈橫襴的“襴袍衫”,是標準的正式常服;另一種為便於行走活動在下擺開衩,被稱為“缺胯衫”“䙆袍”
,是百姓日常和軍隊使用的便裝(詳見舊文《唐代男裝的層次與搭配》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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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唐制不開衩的襴袍和開衩的缺胯袍

不開衩的襴袍衫在晚唐五代時逐漸演變成大袖寬袍,地位越發正式隆重,到宋代時,成為我們所熟知的大袖公服(在皇帝服制中依然稱為“
常服” ,制度所說的“ 衫袍”便默指為此式);兩側開衩的袍服則稱為“
䙆袍”,等級稍低;最方便使用的窄袖袍(包括側開衩和後開衩幾種)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頻繁,等級也最低,被稱為“
窄袍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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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仲淵十王圖,泰山王左右持簿官穿緋綠大袖有襴公服,後側侍者則穿雜色窄袖窄袍。

宋代帝王常服,首先依然繼承了隋唐帝王的專用色“赭黃”,以及本屬上下通用的淺淡色“淡黃”。傳統的赭黃大袖襴袍衫、淡黃袍衫大袖襴袍衫,在常服諸款中地位最高,在大宴時使用;相對便利的開衩赭黃䙆袍和淡黃䙆袍則在常朝時使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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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著白或淡黃袍衫的宋太祖、宋太宗御容

保留下來的北宋諸帝御容中,有幾例便穿著淺淡袍衫,頭戴皂紗折上巾(折上指兩繫帶往上打結,而非兩展腳折上)、係紅束帶。比如宋太祖、宋太宗,所穿都是接近於白色的大袖襴袍衫,下擺處可明顯看到橫襴線;仔細觀察衣褶有淺淡黃色渲染,應即制度所說的“
淡黃袍衫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制度中在赭黃、淡黃䙆袍後還增加了一款“紅衫袍”,很有可能就是宋代服制中在“兼前代”的基礎上為本朝尚色所做的一點補充。宋代尚赤,於是將紅色大袖襴袍衫與傳統的赭黃、淡黃䙆袍並列為皇帝常朝袍。使用上以紅袍為主,這在其餘宋代皇帝畫像中也得到了體現,宋徽宗畫像所用也是紅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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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著紅袍的宋哲宗、宋徽宗、宋理宗御容

雖然赭黃、淡黃、紅都是帝王通用色,在具體搭配上,逐漸還形成了一些穿著細節規範區分

比如赭黃級別最高,使用最少;相對肅穆的場合如喪期小祥大祥、先帝后忌前、拜陵等,必須需要更換淺淡的淡黃袍或白袍,同時也更換腰帶。“改服大祥之服,素紗軟腳折上巾、淡黃袍、黑銀帶”“紹興五年五月,車駕謁太廟別廟,其日乃章懷皇后忌前一日,皇帝合服黃袍,禮官請禁中先服紅袍,謁廟行禮畢,還內,至宮中易忌前之服。”
紅袍則是常用袍。

最日常的便坐視事場合,另外使用最方便的窄袖窄袍,顏色在製度中沒有做具體限定,很可能和歷代實際操作一樣,雜色均可,畢竟非儀式性場合相對自由,讓皇帝日常永遠穿某種顏色也不太合情理。

所以綜上所述,赭黃、淡黃和紅色大袖袍衫宋徽宗均可以穿著。只是三者均屬於相對正式的服裝。

至於《國家寶藏》中徽宗與蔡京在書房賞畫、題跋此類便坐場合,按制度其實應該穿窄袍,可戴折上巾,也可戴烏紗帽(一種無翅黑帽,非明式烏紗帽),色彩很可能並沒有太多限定。

【宋帝袍服上會有團龍嗎】

诚聘英才,於是第二個問題來了,宋代帝王的袍服上,可以有團龍嗎?

今人印象最深的帝王袍服便是“龍袍”。誠然,龍作為帝王像徵由來已久,《廣雅·釋詁》“龍,君也”;《史記》以祖龍喻秦始皇,“祖,始也,龍,人君象,謂始皇也”
;又傳漢高祖劉邦為其母與龍所生,稱其面貌“龍顏”。

龍紋出現在帝王服飾中的歷史更悠久,是帝王袞冕服十二章紋之一。但很長一段時間來,也僅限於大禮服袞服,並且只是其中一種紋樣,沒有成為其餘各種帝服的主體紋飾和禁用紋飾。尤其是圓領常服,隋唐時大多為單色暗紋,沒有花邊,也沒有彩色花紋。如中國絲綢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唐代藍色菱紋羅袍,便是一件暗紋青圓領襴袍。袍服的相關暗紋飾制度也只限於官員常服,不涉及帝王常服。

(順帶一提,當時龍紋也並非皇帝獨享,諸禁敕令中沒有提及對於龍紋的禁斷,武周時曾製作繡袍賞賜文武官員,為一時之製,其中諸王便飾以盤龍和鹿。日本正倉院所保存的奈良時代綠綾大歌袍,是仿唐大歌樂表演服,使用的便是雙龍聯珠紋綾。類似的唐代龍紋綾在新疆阿斯塔那唐墓、青海唐墓、以及日本正倉院、法隆寺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都有大量發現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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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傳世、出土的唐代龍紋袍服面料,均為暗紋。

由隋唐圓領襴袍發展而來的宋代大袖襴袍衫公服,也繼承了這一特點,都是單色無彩繡寬袍,僅以顏色做等級區分。天子用赭黃、淡黃、紅,皇太子及一至四品官用紫,五六品用緋,七八九品用綠,這在大量宋代傳世繪畫、壁畫、文物實物中都可以得到印證。如今年剛剛清理完成的浙江台州黃岩南宋趙伯澐墓所出無紋公服袍。

所以如果是前文提及的宋代帝王在正式場合所用大袖赭黃袍衫、淡黃袍衫以及紅袍衫,確實不應該有彩繡團龍紋。如前面的日本天皇黃櫨染禦袍,便和宋代皇帝大袖赭黃襴袍衫同屬一源,也沒有彩繡紋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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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仁天皇即位所用黃櫨染禦袍,其實形制和顏色均由宋代皇帝大袖赭黃襴袍衫脫胎而來(右以宋太宗淡黃襴袍調色示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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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《中興瑞應圖》中的宋高宗,時為康王所以身穿無紋大袖紫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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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《景德四圖·太清觀書》中的單色無紋公服和窄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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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《中興四將圖》中身穿無紋窄袍的岳飛、張俊。

那麼我們熟悉的團龍袍是從哪兒來的?

正式場合所用的大袖公服單色無紋,但在圓領袍服中,還有一種情況是非制服類的“窄袍”。窄袍的穿著場合較自由,可日常行事,更多作為平民、侍者、軍隊服飾。紋樣、材料也更豐富,可以用單色無紋面料、暗紋面料,也可以使用各色五彩錦、繡、金飾面料。

唐代綾羅和錦繡紋樣流行團窠構圖,從考古實物和圖像上看,唐代的無品級侍者、侍衛以及男裝侍女已經開始在開衩圓領袍上裝飾巨大的團花紋。比如陝歷博所藏一件西安三橋盛唐墓出土的男裝侍女俑,前後身各三大團、肩袖兩側也各有團紋。河南安陽中唐墓壁畫中也可見身著金色大團紋的侍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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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陶俑、壁畫中的團紋開衩袍,或為錦繡、金飾。

唐宋時所說的錦袍、繡袍多指此類華麗的窄袍,也常作為高級的軍官服、儀仗服和賞賜服。除武周時的特賜繡袍外,展示性的滷簿儀仗儀衛服中,也大量使用各種華麗的彩繡紋樣,文獻中對此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記載,各級人等使用各色圖案。宋代也繼承了這一制度,在鹵簿儀仗中還擴大至大袖袍。在北宋《大駕鹵簿圖》中可以看到各種裝飾了錦繡團紋的圓領袍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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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《大駕鹵簿圖》中身著各種團紋圓領袍的儀仗行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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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嘉堂所藏《十王圖》中的一對紅窄袍直府使者和綠寬袍監齋使者,

一窄一寬,一花一素,正好展示了緊身窄袍與大袖公服袍二者紋飾取向的不同。

五代兩宋同期,周邊民族政權習尚穿著窄袖袍,尤其喜愛以多彩的錦、繡、金為飾,其服裝風氣和追求暗紋低調寬鬆的宋代男裝風格大異其趣,但華麗面料也多取自中原。

花紋袍在遼金壁畫、繪畫中很常見。最流行的一種紋樣構圖,便是繼承自唐代的團窠紋。團窠的尺寸大小數目不一,大者直徑可達五六十厘米,單團幾乎佔滿前胸,小者二十餘厘米,數目也更多。其分佈也有多種模式,比如前後肩袖全身滿佈團窠,遼初吐爾基山墓棺前可見身著窄袖袍的侍衛,袍服全身有12團大金團花。河北宣化遼代漢人墓中的漢人侍衛,則多穿胸背兩肩四團花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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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蒙、遼寧遼代壁畫中身穿各種團紋圓領窄袖袍的契丹人、漢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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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宣化遼代漢人墓葬壁畫中身穿團花窄袍、戴帽子的侍衛。

此時團龍也成為一種高等級重要袍服紋飾。著名例子如敦煌莫高窟第409窟回鶻王,前後身各有一排四大團龍,兩側肩袖也各有四團龍。其他貴族供養像中也常見團紋袍服。黑水城出土西夏繪畫中,有一副打扮似漢裝的貴族像,頭戴漢式巾帽,所穿袍服也飾有十團龍,被推測是西夏王便裝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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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莫高窟中身穿團龍圓領窄袍的回鶻王供養像與回鶻貴族供養像。

倫敦私人收藏的一件遼代黃羅地蹙金繡團龍袍,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一例金繡團龍袍,全身有11團蹙金繡龍紋,前身內外襟各有兩大團升降龍,後身則背一下擺二大團升降龍,肩袖裝飾四小團龍。類似的實例還可以看到多件,或許是遼金帝王貴族所用窄袍。《宋史》記載,金亡以後,京湖制置司以所獲亡金人寶物來獻,其中就有完顏阿骨打傳下來的一件銷金盤龍紅紵絲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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遼黃羅地蹙金繡團龍袍,全身有11蹙金繡團龍。

同時,也自遼金開始,龍紋成為士庶禁用的帝王專用紋樣,《遼史》記載“禁士庶服用錦綺日、月、山、龍之文”,《金史》也有“禁私家用純黃帳幕陳設,若曾經宣賜鸞輿服禦,日月、雲肩、龍文黃服、五個鞘眼之鞍皆須更改。

宋代帝王日常窄袍紋飾在製度中未有記載,實物也尚未發現,但在傳世繪畫和文獻中可以窺見若干蛛絲馬跡。南宋《望賢迎駕圖》中繪有二位身著黃、紅窄袍的帝王,紅袍者前身便有兩大團龍紋樣。南宋《孝經圖卷》中繪有一位頭戴朝天襆頭的帝王,其窄袖紅袍也有兩大團龍。雖然此二幅並非帝王紀實性繪畫,但可看出在時人觀念中,帝王窄袍裝飾團龍,已經成為可能的現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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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《望賢迎駕圖》《孝經圖》中身著團龍紅袍的帝王形象。

《宋史》提及趙匡胤曾將一件飾有真珠的盤龍禦袍賜予功臣董遒誨。宋《經筵玉音問答》記載宋孝宗隆興元年,太上曾賜孝宗一件“
真紅羅銷金團龍汗衫”,為高宗身著十八年的真愛舊衣。孝宗甚為重視,“不輕著,只往德壽官,及朔望臨朝,與大祭祀,則用此襯袞衣”,此處提及的銷金團龍汗衫,很可能指的是宋代御容中所繪襯於大袖袍內的窄袖細小團龍衫,而非大團窠盤龍。成書於宋經元人增補的《大宋宣和遺事》有一段描述:“徽宗聞言大喜,即時易了衣服,將龍袍卸卻,把一領皂背穿著。”也出現了龍袍的稱呼。可見制度雖未明確提及,但宋代帝王袍服中已實際出現龍紋,只是形態尚不明確。

到了元代,帝王服中飾龍紋大為盛行,不管是出土服飾、文獻、還是繪畫中都有大量體現,相關禁令出現得也更多更頻。《元典章》《大元通制條格》裡反复提及對於龍紋的禁斷,比如至元七年、十年,元貞元年,中書省多次禁止生產和銷售“各種御用日月龍鳳肩花並緞匹紗羅綢緞”,“不得織造日月龍鳳緞匹”。至元二十四年服色制度中也稱,“惟不許服龍鳳紋,龍謂五爪二角者”“不得用赭黃龍鳳紋”,大德元年“禁織大龍段子”。強調五爪二角龍紋為帝王獨享的服飾紋樣。除了傳統的團窠龍紋,更多還使用四垂雲肩膝襴袖龍紋、纏身龍、胸背方龍紋紋等新的形式(參見趙豐《蒙元龍袍的類型及地位》)
。這些形式全部被明代袍服所吸收,正式成為皇帝代表服飾,也是大家最為熟知的部分,不再贅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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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末大夏國皇帝明玉珍墓出土的窄袖赤黃緞繡團龍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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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團龍窄袍發展而來的明清團龍袍

而明初重繪的唐代帝王肖像,也按照當時的概念,添加了各種團龍紋,惟龍紋是明代樣式。不過這些畫像也給後人造成很大程度的誤導,誤以為自唐代起,黃龍袍便是皇帝專用服。在影視劇服飾中,但凡遇到隋唐以後的帝王袍服,一律設計為黃龍袍,也是在這種根深蒂固的晚期觀念影響下的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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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熏殿舊藏明人重繪唐太宗、唐高祖像,添加了團龍紋飾。其實並非唐代實際情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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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色色窄袍+展角折上巾,淺色窄袍+帽子,團紋窄龍袍+帽子。可為宋帝日常窄袍參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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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太宗白窄袍帽子與徽宗便裝像,其實與當時普通人沒多大區別。

所以,對於處於北宋末年的徽宗來說,除了大禮儀使用的傳統冕服、通天冠服,其余正式大宴、常朝場合穿著的應當是赭黃、淡黃、紅色無紋圓領大袖袍衫,頭戴展角折上巾。

平常時候,為了方便行事,更多應該如製度所稱,頭戴展角折上巾或烏紗帽,身著雜色窄袖圓領袍,皂、白、紅、黃都有可能,或素或暗花,或有團紋紋飾。也可能身著便裝褙子。

當然,對於舞台表演來說,若宋代皇帝穿著這樣真實的普通單色窄袍+烏紗帽,或許會導致區別度不高,影視中為了提高身份辨識度,使用大家熟悉的大袖紅袍也是無可厚非的第一選擇。《國家寶藏》裡徽宗用的這套黃色團龍圓領,若是袖子再窄些,倒和遼代窄龍袍頗為相似。考慮到綜藝節目服飾多為現成租借,實在沒有合適的服裝可用的情況下,若有赤黃、淡黃團紋窄袖袍,也是勉強可接受的選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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